人民的公仆（报告文学）
驰骋
人民的公仆（报告文学）
一
新疆解放初期，吉木萨尔县第一任县委书记叫王常泰。是中共迪化地委派往吉木萨尔县建政工作队队长，中共吉木萨尔县委书记。
年10月，新疆和平解放后，解放军第一兵团第二、第六两个军，在王震司令员率领下，进驻新疆，为巩固祖国边防，安定社会秩序、恢复经济，在全疆各地有步骤地建立起了各基层人民政权，完成民主改革任务。年2月，根据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的指示，从六军十七师抽调了一批党员干部，组成12个建政工作队，分赴迪化(今乌鲁木齐)专区所属的12个县，去开展工作。王常泰是十七师四十九团政治处干部，被抽调参加地方建政工作。这批干部共余人，在开赴工作地点之前，中共迪化地委把抽调干部集中在省一中(现乌鲁木齐一中)，举办了地方干部训练班。进行短期培训学习。十七师师长兼迪化地委书记程悦长、副政委兼地委副书记张世功等领导亲临训练班讲课，抓学员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在培训班，干部们学习了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和建立人民政权的有关规定，并重温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培训结束，干部即将奔赴各自的新岗位，军、师领导又亲自来向干部们交待了任务，并要求建政工作队员发扬革命军队指战员既是战斗队、宣传队，又是工作队的光荣传统和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要干部们树立长期为边疆各族人民服务的思想，和群众打成一片，扎扎实实地工作，以完成当前首要的购粮、剿匪和建政工作。首长还代表迪化地委宣布了各县工作队组成人员名单。王常泰被指定为孚远(今吉木萨尔)县工作队队长。孚远工作队由18名成员组成，他们是：王常泰、贾俊德、刘子有、王玉振、高中丁、何金祥、赵志明、李树鑫、李树增、洪宗禹、王良德、张绩、张仁海、赵金喜、茹祖刚、董金明、王来福、李长明。他们中有党员1人，非党员5人，其中干部16人，通讯员2人。工作队进入孚远县后，首先协助前期到孚远县购粮的小分队完成购粮任务，同时又进行了建政、建党工作，并协助解放军剿匪部队完成剿匪任务。
王常泰于年10月1日出生在陕西省延长县，年在家乡延长参加革命，先后在固临县安泰区、更乐区、临镇区作青年工作，曾任青救会主任。年6月参加游击战争，被编入陕北红军游击第五队，成为一名红军战士。年8月，他由青年团员转为共产党员，转战在陕北的崇山峻岭中，红军到达陕北后，王常泰先后担任安泰地区区委书记，县委组织部干事。年11月到延安地委干训班和西北党校学习。于年8月结业，先在中央联防司令部政治部民运部任股长，后调入新4旅团政治处任民运股长。在蒋介石、胡宗南大举进攻延安时，王常泰做为参战部队的干部，抱着誓死保卫延安，保卫毛主席的决心，一无返顾的加入了西北野战军。在彭德怀和王震将军的直接领导下，转战陕北，参加了保卫延安、沙家店等多次战役。
年，西北野战军挥师西进，王常泰又随着西进大军参加了西安战役、兰州战役。西北野战军消灭了胡宗南、马步芳、马鸿奎等在西北的反动武装。陕西、宁夏、甘肃、青海四省得到了彻底解放。
王常泰随西进部队参加了大小无数次战斗，立过许多战功，被西北野战军授予“人民功臣”荣誉称号。
在人民解放军强大攻势下，西北最后一个省一一新疆实现了和平解放。
年2月1日，他率建政工作队一行18人来吉木萨尔县建立人民政权。
那时的吉木萨尔叫孚远。由旧军阀和地方乡绅统治着，经济萧条，民不聊生，百姓一直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加之帮派势力、盗匪流氓等黑恶势力，更是百姓生活雪上加霜。
新中国成立初期，处于执政地位的中共孚远县委员会，肩负着摧毁旧政权，建立新政权，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重任。但是，由于国民党政权长期统治，导致了新疆社会动乱，经济落后，匪患层出不穷，曾经号称“塞外粮仓”的新疆却囤无存粮。这给刚进驻迪化的解放军部队生活带来了很大困难。建政工作队来孚远之前，六军军部曾派了一个购粮小分队，到孚远县采购粮食。在工作队到达孚远时，小分队还没有结束购粮工作，工作队进入孚远县便协助小分队一道搞购粮工作。
孚远县曾是唐代北庭都护府所在地，解放初期共一万多人口，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小县，南北宽约米，东西长米，城内一条东西街道为正街，弯曲不直，正街北面称后街，较负盛名的有东关、苇芦巷，城内有杂货店、药店、布匹店、手工业商号约50余家，铺面的房舍陈旧破烂。由于交通不便，人口较少，货物不多，生意清淡萧条。整个县城被一个老秀才描绘为：“一个警察守四方，大叫一声全城响，站在东关朝西望，一清二楚没拦挡。”窄小的县城居住着汉族、回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和蒙古族等九个民族，其中汉族占居民的绝大多数。
工作队进驻孚远后，对旧政权还没有来得及改造，县城的机制基本上维持着原貌。当时，原县政府、国民党县党部、自卫团、警察局、税务局和邮政局都没有改造，县城没有驻军，解放军也没有派部队进驻。城西的三台驻有国民党起义部队骑五军一个营。由于受旧军阀思想影响，受国民党长期反共宣传，起义部队士兵和社会上一部分人对工作队进入孚远县不仅持观望态度，而且还存在程度不同的疑虑和抵触。在新政权尚未建立的情况下，社会秩序极不安宁，许多不法分子到处扰乱居民，夜晚常有抢劫和凶杀案件发生。工作队进入县城后，首先找到了原孚远县县长孔庆文，转交了新疆省人民政府主席包尔汉写给他的亲笔信，请他协助新建的人民政府开展工作。同时，工作队针对纸币贬值，百姓生活苦不堪言。为照顾农民利益，上级决定向农民购粮时采用货物交换，让农民得到实惠，得到需要的能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资，以解决一些实际困难。
王常泰把工作队的决定和自己的想法直接告诉了孔庆文。
孔庆文看过包主席的亲笔信后，满口答应，表示尽力帮助工作队完成建政工作和购粮任务。当时，县政府没有居住房屋和伙食用具，一时无法解决工作队员的吃住问题。孔庆文热情地把工作队员安排在自己家里住宿，他又主动提出让工作队员一日三餐到家里去吃。
孔庆文是士生土长的当地人，中等身材，长的慈眉善目，他的祖父叫孔昭才，又名孔才，是清代名将，官至一品顶戴记名提督，光绪皇帝加封孔才为“一品扬威大将军”，世代享受朝廷俸禄。到了孔庆文这一代，他和孔庆武兄弟二人，一个为官，一个行医，是享誉孚远造福一方的有功之人。孔庆文既是国民党孚远县的县长，也是县上有名的豪绅和财主，过着安枕无忧的富裕生活。
几天后，王常泰了解到孔庆文的历史背景后，感到工作队在他家住宿吃饭，对开展工作极为不利，于是便考虑要搬到别处去。恰巧这时县银行和奇台银行合并，银行办公室腾出来了。工作队就借此机会搬到了银行办公室，置办了伙食家具和用餐物品，自己开始开伙做饭。工作队员仍然保持着部队的习惯，轮流值日做饭，为防备意外和流匪骚扰，在重要部门门口布置队员，不分昼夜站岗放哨，武装警戒。
上级交给小分队的购粮任务很重，工作队18个人除岗哨和办公人员，其他人协助小分队进行购粮。两队人员合在一起也不足0人，明显感到人手不足。但大家都年轻力壮，信心十足，齐心协力，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大家拧成一股绳，积极想方设法去完成任务。当时条件很差，到周围乡村购粮都是徒步前往，只有到泉子街、大有、三台等较远的地区，才向政府借几匹马来代步。开展购粮工作的方法仍是访贫问苦，走村串户，同农民进行交谈和召开群众会，使农民懂得党的政策，了解这次购粮的目的、意义和以物换粮的办法，消除群众顾虑，使饱受忧患的群众敢于靠近购粮工作队，将他们的余粮卖给解放军。其次，鉴于当时旧政权保甲制还未废除，孚远县既是和平解放区，又是多民族聚居区，所以工作队也十分重视统战工作。工作队首先团结和利用乡保长，要求他们协助工作队开展购粮工作，并在工作中教育、改造他们。当时，大有乡乡长王德政，后堡子乡开明绅士阎玉卿、乡长赵文光、头工乡乡长路生忠、三台乡长杨仕有、三台派出所的解有德、商人范鸿沛等在协助工作队完成购粮任务中，表现都很积极。赵文光因进步快，在建政中被群众选为后堡子区区长。
二
小分队购粮工作并不顺利，他们没有运输工具，近处肩挑背扛，远处靠毛驴和马驮运，偶尔，数量多了就用牛牛车拉。有些乡镇路远，道路坑洼不平，没有官道，只是一些羊肠小道，根本无法是牛牛车通行。山区的难度更大，家与家相距很远，又隐在山洼之中，道路崎岖不平，起起伏伏，从这个山坳到那个山坳得翻过几道山梁与大土坡。而且，山里的农户主要以养殖为主，庄稼面积不大，又是靠天吃饭，粮食产量很低，多数农户都存粮极少，打下的粮食只够自己吃的，没有多余的粮食可卖。
小分队在购粮时期，遭到了土匪千方百计的破坏和阻挠，青红帮、一贯道等邪恶势力也乘解放军在孚远还没有站稳脚跟，兴风作浪，他们到处散布谣言，恫吓群众，不准将粮食卖给解放军。他们分散开在隐蔽处设伏，遇到落单的小分队员进行暗中偷袭，是小分队的购粮工作遇到了很大阻力。
小分队的处境是危险的，困难重重，险象环生，每购得一粒粮食都得付出代价，甚至，是用鲜血和生命换取。
一天，小分队的副指导员金学禹带着副排长小李去新地购粮，好不容易购得了几十公斤粮食，却没有运输工具。他俩没有代步驴马，两人交换了一个坚定的眼神，便毫不犹豫地将粮食分为两半，背着粮，欢欢喜喜的下山。
时值月下旬，山里的冰雪还没有完全溶化，雪地斑驳陆离，稍高点的土坡露出浅黄的土地。树枝杂草零乱的横陈在雪地和土皮上，显得干枯腐败。阳光照射在雪野上，返射出一道道刺眼的银光，使略显灰暗的雪野晶莹剔透起来。金学禹和小李路经小龙口双岔河子时，碰到了两个农民。他俩站在路边向两个解放军张望，眼神飘忽不定，充满了疑惑和敌意。
金学禹向他们打招呼，打问他们这里可有存余粮的人家，知不知道谁家有可卖的粮食？这两个人立刻改变了一付面孔，脸上堆满了笑容，亲热地同金学禹攀谈起来。一个长着鹰眼的瘦高个说：“我知道一家有粮食呢。我带你们去，收了粮食和你们一起回县城。”
金学禹一听有粮，便一下来了精神。他对小李说：“我们晚回一点吧，机会不能错过，如果粮食多了，我们明天再来往回拉运。”
小李说：“行，就这么办。”
瘦高个接过话题说：“运粮的事不用担心，我们俩个可以帮你们，我可以帮你们借辆毛驴车，把粮食给你们运回去。只是，你们得付给我们一些车钱。”
金学禹说：“行，如果粮食多了，就按你说的办。”
于是，一行四人便匆匆向双岔河子奔去。金学禹和小李自认为遇到了好心的山里人，即淳厚朴实又肯帮忙，心里充满了感激，丝毫没有产生戒备。
他们走下山坡，通过一段僻静去处，路两边是一处白杨林，虽然没有绿叶，但枝条却很茂盛，遮住了眼前的视线。瘦高个和同伴放慢脚步，紧紧跟在金学禹和小李后边，看两个解放军没有丝毫戒备，瘦高个向同伴递了一个眼神，两人同时抽出暗藏的刀向金学禹和小李捅去。金学禹迅速转身，同时伸手拔枪，还没来得及还击，当即被暴徒连捅几刀，当场死亡。小李也连种几刀，受了重伤，两人一起倒在血泊中。金学禹佩带的一支驳壳枪和小李的一支冲锋枪被匪徒劫走。
下午时分，小李才从昏迷中清醒过来，他背部中了几刀，已受了重伤，鲜血还从伤口处流着。他取出急救包，用纱布将伤口简单的包扎起来，忍着巨大的疼痛，艰难地爬着，跌跌撞撞走着。由于失血过多，他感到头晕眼花，浑身无力。他终于走到了一座水磨房，艰难的去推门，随着门开，他一跤摔倒在门里。
磨房主人吓了一跳，急忙搀扶起他，让他躺在炕上。看他浑身是伤，便询问小李发生了什么事？
小李简单的说了事情的经过。磨房主人说：“那两个人是青红帮头子，瘦高个叫谭贵，婑胖子是虎占林，他们为非作歹，是这一带的祸根。这里正好有一个磨面的人，你搭他的车回县城治伤吧。”
小李在磨房主人的帮助下，搭乘一辆拉面粉的马车回到了县城。
小李将发生的惨案向王常泰作了汇报，工作队成员对金学禹意外牺牲感到非常沉痛，对匪徒们残暴地杀害自己的战友格外气愤。王常泰立即派人到出事地点拉回金学禹的遗体，并将此案的经过向地委进行报告。
第二天，王常泰主持召开了隆重的追悼会，悼念为在孚远购粮和建政工作中而光荣牺牲的金学禹同志。又将受伤的小李及时送到迪化进行治疗，小李没有伤及内脏，伤愈后，即返回原部队去了。
购粮小分队经过一个多月紧张的宣传和购粮工作，各乡农民掀起了交粮热潮，用大车拉、驴马驮把多余的粮食运到县粮仓，很快完成了购粮任务。小分队把这些粮食调运到迪化，解决了部队给养不足的困难。完成购粮任务后，根据迪化地委指示，购粮小分队返回原部队，工作队重点开展建政工作。在第一任县委书记王常泰的带领下，工作队员不断地宣传群众，发动群众，掌握了全县的基本情况，经过紧张筹备，建立新生的由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
年月26日至4月2日，孚远县召开了第一次人民代表会议。来自全县各界各民族的77名代表到县政府大门前，把国民党孚远县政府的牌子摘下当即砸碎，挂上了崭新的“中共孚远县人民政府”的牌子。标志着从民国以来统治孚远县0多年国民党旧政权彻底结束，代表人民利益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孚远县新政权正式诞生。王常泰当选为县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工作队副队长贾俊德和留用县长孔庆文当选为副主席。会议还决定：改旧的大乡为区，废除保甲，区下设乡、村。全县设五个区，为县人民政府的派出机构。各区区长由人民政府任命，名单也在大会上作了宣布，他们是：一区为头宫，区长阎金荣；二区为北庭后堡子，区长赵文光；三区为三台镇，区长杨希有；四区为泉子街，区长邵杰山；五区内大有，区长李树祥。由于干部不足，牧区工作难以开展，把牧区的管理和建政工作，分片划归邻近的农区暂时代管。
孚远县第一次各族各界代表会议开会期间，中共迪化区党委组织部部长贺崇华和迪化专署副专员郭德先生，特地从迪化赶到孚远参加会议，并分别代表迪化区党委、迪化地委和迪化专员公署，热烈祝贺孚远县人民政府的诞生，做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三
年4月日晚，为了庆祝孚远县第一次各族各界代表会议胜利闭幕和孚远县人民政府的诞生，县业余秦腔剧团在东关唐家烧坊院内，举办了一场文艺晚会，这是人民群众自己当家做主后的一次盛会。晚会现场人山人海，孚远城内男女老幼都来了，人们的脸上洋溢着笑容，或站或坐，把整个烧坊大院挤的满满当当，干部群众都沉浸在一片欢乐之中，晚会直到午夜才结束。当人们陆续回家安憩，全城一片寂静的时候，一条鬼祟的黑影从城墙的西南角爬了上来，这个人是匪首之一的王双全，绰号毛娃子，年轻时拜师学过武艺，身轻如燕，翻墙越屋如履平地。他跳下城墙，悄无声无息的向城内窜去。
孚远县的红帮组织主要分布在南山、三台及县城一带。三台的谭贵是孚远县红帮老大。年月24日夜晚，谭贵召集骨干分子在双岔河子王双全家秘密集会，商定反革命行动计划。参加会议的有：安歧峰、石秉章、傅凤歧(世佩)、段世清、张华生、叶积善、王双全、夏石秀、李鸿懦、李配友等12人。安歧峰说：“我们红帮是秘密组织，平时横行霸道，得罪了很多穷棒子。每个人做下的事总会露出一点马脚，别人不会不知道。解放军站稳脚跟后，一定要清洗我们，跟我们算总账。我们这些人被抓住不是活埋，就是枪毙。与其这样，倒不如和他们拼，和他们对着干。他们刚来，乘他们还没有站稳脚跟，我们要赶快组织起来，采取行动，夺取武器，武装自己，破坏他们新成立的政权，给他们一个下马威。据我们城里的内线侦察，孚远县城没有军队，县政府库房里有枪，打开孚远县城，有了枪和马匹就可以壮大我们的力量了??”
石秉章说：“孚远本来就是我们的，共产党一来，我们只有躲在荒山和暗处，偷偷摸摸的像幽灵。这种躲躲藏藏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我们只有推翻他们的政权，才能过上当家做主的好日子。”
王双全担忧地说：“可是，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我们和他们对着干，能行吗？”
安岐峰狠狠地瞪了王双全一眼，凶狠地说：“你个怂包，还没动手就草鸡了？多学学谭贵和虎占林，他们不是把共产党的两个干部干掉了？共产党并没有把他们咋的。他们在明处，我们在暗处，出其不意给他们一下子，他们能防着？”
众匪徒纷纷表示愿意遵守帮规，听从老大指挥。叶积善、张华生建议同阜康的叛军取得联络，以扩充实力。经过一番讨论后决定：一、谭贵负责联络三台驻军，具体找起义部队的排长、红帮分子马全成商量，要求他带判军援助攻城。二、安歧峰写信同阜康的叛匪冶生林、马占林联络，决定派南山的虎占林专程将信送往阜康滋泥泉子。三、三台、孚远县城等地的红帮人员由王双全调动，集结队伍行动。四、南山一带由石秉章负责发动，筹集枪支马匹。五、积极准备，全力以赴，打开孚远城，夺取武器，放出在押犯人后继续东行。会后，他们分头行动，四处奔波，频繁集结，又在水溪沟召开了几次秘密会议，研究制定出具体的作战方案。
虎占林奉命到三台后，谭贵将安歧峰写下的亲笔信交给他，叫他送到阜康亲自交给冶生林、马占林两人。虎占林独自一人行至半路，想到被自己杀害的两名解放军干部，心中充满了恐惧。他明白自己目前的处境，这是与共产党为敌，走的是一条万劫不复之路，万一落在共产党手中，他和老婆孩子都将死无葬身之地。况且，他的双手沾满了解放军的血，万一路上遇到解放军，被逮捕了，定然会将自己碎尸万段。他觉得怀中惴着的不是一封信，而是捅向自己心脏的一把刀，惊悚之下，他把信埋在乱石堆里，没去阜康送信，也没到三台复命，而是抄近道径直回南山了。过了几天，段世华找到他，令他立即去双岔河子找谭贵复命，如敢违抗，让他脑袋搬家。
虎占林迫于无奈，硬着头皮到了双岔河子，一路上想到了十几种谎言，以欺骗和隐瞒没去滋泥泉子送信的理由，可又觉得哪一种理由都不能成立，只好去碰运气，听天由命。幸运的是他并没有见到谭贵，由李配友把谭贵的话转告给他：“安督察叫你在4月1日后晌，把我们在南山里的人全部带到千佛洞，等待命令。”
虎占林松了一口气，这事好办。他那一颗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年4月1日下午，各路匪徒齐聚千佛洞，头目安岐峰、石秉章、谭贵、傅凤岐、虎占林、王双全等共40多人。其中有原骑五军一个班，两挺机枪、六枝三八式。
谭贵说：“今天夜晚打孚远城，三台驻军有两个排配合我们行动。天黑后，我们埋伏在公路以南，等待柳树河子方向发射信号弹。信号弹一亮，一齐出动，大家要同心协力，奋勇作战，事后论功行赏。”
随后，安岐峰又做了详细布署和应变计划，众匪徒乘着夜色向孚远城涌去。匪徒在城南各自的位置埋伏好，静等攻城的信号弹。在夜色的掩护下，没有露出一丝蛛丝马迹。到了半夜，没见信号弹升起。安歧峰、石秉章两人感觉情况有变，命令手下不可冒然行动。他们俩人亲自骑着快马直奔三台察看。天快亮时，两人返回，二话没说，便命令匪徒全部撤退，匪徒们随即撤退到芦草沟隐蔽待命。
几天前，千佛洞的陈道士见到寺院附近突然出现了许多形迹可疑之人，在南山乱窜，便下山向工作队的董金明作了报告。董金明随即向王常泰作了汇报。当时，王常泰和工作队员正忙于召开人民代表大会，筹备新政府的诞生，并没有对这种现象引起高度重视。他们也没有忽略这一怪异现象，登上城墙用望远镜向南山千佛洞方向观望，看到了几个影影绰绰的人，很模糊，像似放牧的牧民。那时，千佛洞水草丰茂，虽在初春也有大片枯草供牛羊啃食，猎户和农户在哪里放牧不足为奇。由于工作队人手短缺，也没有派人去侦察，就给敌人留下了可乘之机。
4月日下午，太阳快落山的时候，匪徒陆续到达千佛洞。安歧峰宣布当晚的行动计划：“前天夜晚，我和石秉章到三台去找马排长，得知马排长的事情暴露了。今天探听到一个排长已经被抓了起来，关押在县城的监所，我们必须要把他们解救出来。今晚是天赐良机，共产党开庆功会，戒备松懈，人员疲乏，我们定能一举成功。已派蒋佩到县城侦察，而且，城内有我们的人接应，可保事情万无一失。今天行动由我和顾生义、王双全指挥。大家一定要服从命令听指挥，如有贻误战机或临阵脱逃者，一律格杀勿论。王双全负责攻占南门；乔德政负责攻打县政府，砸开库房和监狱；赵得用、尕杨等4人隐蔽在包存义家等待接应；毛其华、刘彦清在城外看守马匹和物资；丁福负责切断电话线路……”
蒋佩从县城回千佛洞报告说：“城内没有来军队，为了庆祝新政府成立，晚上在城里唱戏。”
安歧峰听罢，非常得意，命令匪徒整装出发。
安歧峰是甘肃天水人。年随国民党46师进疆，始为宪兵。年任奇台县警察局二科一等科员，年改任督察。他早在内地就参加了红帮。青帮、红帮是遍及全国的两个反动组织。红帮在全国有五座“山”，安歧峰属“天台山”派系。进疆后，他广泛联系帮友，发展组织，宣传帮会宗旨和帮会规程，凭借他的阴险和狡诈，很快就成为奇台的红帮老大。
安歧峰本系红帮骨干，又充国民党宪兵、警察局督察，对共产党、解放军怀有刻骨的仇恨，反动气焰十分嚣张。年秋天，王震所率二军、六军威震西北，直逼新疆的消息传入奇台，安歧峰即在帮内组织力量，蓄谋反抗，扬言如有枪炮人马，定到大石头去堵击。“9·25”前夕，他专程赴迪化市观察动静，并与红帮另一个骨干分子关振基，阴谋策动迪化城防部队叛变未遂。
年月，解放军驻奇台工作队对原警察局进行整编，安歧峰为编余人员，派往迪化学习。这时，适逢阜康县发生起义部队叛变事件，他以为时机成熟，潜入三台红帮分子谭贵家。从此，他伙同孚远县的红帮分子开始了罪恶活动。
夜幕降临，夜晚一片沉寂，刚看完演出的干部群众还沉浸在一片欢乐之中，带着甜蜜的微笑进入睡梦中。这时，匪徒开始向县城移动，通往省府和奇台的电话线路已被切断。夜半时分，王双全同十几个人游移到南门前，他命令手下用早已准备好的铁锨在城门下挖洞，他从城西南攀登而上，潜入城内全治国家寻找斧头。全治国妻子一看王双成不怀好意，便没好声气地回答说：“我家没有斧头。”
王双成急不可待。城门口有十几个弟兄等待进城呢。如果被解放军的哨兵发现了，这次的攻城计划就落空了。他急忙出院直奔南门，这时城门下的洞已经淘通，但还无法过人。王双全看到城外的匪徒都暴露在城下，很有被解放军哨兵发现的可能。他急眼了，又一次潜入全治国家，一面催促全治国快到南城门参战，一面划火柴在房内四处寻找，他很快便在伙房门后找到了一把开山斧，交给在城内做内应的刘多孝。他和刘多孝执斧跑到南门砸锁，只听“砰砰”几声，门锁便被砸开了。王双全和刘多孝合力打开城门，众匪徒峰拥而入。
此时，孚远城万簌俱寂。夜色微明。没有月亮，只有星星在远天闪烁。突然，激烈的枪声响彻夜空，把沉睡的人们从梦中惊醒，工作队员和居民纷纷穿衣起床，拿起武器和顺手的刀具棍棒进行抵御。匪徒们在街上边打枪边狂呼乱叫：“一连朝西，二连朝东，三连把守南门，杀啊······”霎时，县城内枪声、呐喊声、呼号声响成一片。
当晚，王常泰刚睡下，县公安局的值班人员高志珍匆忙跑来，向王常泰报告说：“南城门有土匪攻城了。”
高志珍的话音刚落，就听南城方向传来激烈的枪声。王常泰感觉情况有异，立即去向贺部长汇报。此时，贺部长早已起来了，正拿着手枪往外跑。
王常泰告诉贺部长：“今晚有问题，是不是留用的警察叛变了?”
贺部长判断说：“不像。听枪声可能是土匪打进城了，我们赶快集合队伍迎敌。”
贺部长把手枪的顶堂火上好。王常泰也把手枪子弹顶上膛，两人迅速出屋到了院中，枪声更加清晰密集，方向还在南城门一带，在步枪声中还夹杂着机枪声。这时，王常泰才确信了贺部长的判断：这是土匪攻城，不是警察叛变，因为警察局没有机枪。听枪声的密集程度，王常泰判断：是工作队战士和匪徒接上了火，正在进行激战。他和贺部长迅速交换了意见后，便向大门口走去，贺部长的警卫员也提枪和他们一起来到大门口。此时，土匪正在进攻县人民政府大院，已经进了第一道大门。王常泰和贺部长选好地形，举枪向进入大门的匪徒射击。贺部长的警卫员武艺高超，枪法精准，他双枪连发，一梭子子弹射出去后，向前冲锋的土匪一个个倒在血泊中，饮弹而死。剩下的匪徒受到猛烈的火力阻击退了回去。匪徒短时间没有发起再次攻击，院内一片寂静，双方处于僵持阶段。王常泰和贺部长快速交换了意见，决定先派工作队的赵子明，负责把后院住的几十名新招来参加建政工作的青年学生，转移到较为安全的北门土地庙里。然后，王常泰要去西门察看情况，贺部长见他的通讯员没跟上来，便派自己的警卫员随王常泰同去。他们来到西门，没有发现异样情况，也没有遇见土匪。又向南门走去。在离南门不远处，王常泰看见城墙上有人影晃动，知道土匪已经占领了南门。他们正在观察，突然响起了“砰砰”的枪声，子弹在夜色下带着蓝光，划破夜空劈头盖脑地向他们迎面扑来。原来土匪已发现了王常泰和警卫员，开枪向他们两人射击。警卫员眼疾手快，猛然将王常泰按倒在地，扑在王常泰身上。枪声停了，警卫员低声向王常泰说：“王主席，我们不能再前进了。”
王常泰说：“我们观察一下，土匪究竟有多少人？”
警卫员说：“这里人不多。听枪声，他们的主攻方向还是在政府大院附近。”
王常泰也感到自己人单势孤，加以情况不明，又担心贺部长和郭专员的安危，就和警卫员撤回政府大院。
四
王常泰和警卫员撤回县政府大院，把了解到的情况向贺部长做了汇报，正在商量如何御敌时，突然听到从政府里院的监狱中，传来砸铁铐的声音。王常泰像猛然想到了什么，高声叫道：“不好！在押犯人要是被土匪放出来，住在里院的贾俊德他们几个就会被包围。”
于是，王常泰让贺部长还有其他人留守在政府大院，他又带着贺部长的警卫员，绕道穿过县委大院，从政府的后院墙翻过去。刚到院中，见有一个人影，像似发现有人进来，夜色下辩不清是什么人，那人拔腿就向房间跑。
王常泰举枪对着那人的背影，大声喝问道：“什么人?”
那人听出了王常泰的声音，急忙回答道：“我是秦生友。”
王常泰知道此人，秦生友是起义部队的，部队改编后参加了政府工作。他紧走几步，来到王常泰跟前，向县长汇报说：“刚才土匪闯进院子，打开监狱，放走犯人，把贾副主席打伤了！”
王常泰听后吃了一惊，忙问：“贾副主席现在在什么地方?”
秦生友回答说：“在厨房里间的炕上躺着呢！”
王常泰顾不得询问详情，便大步流星地来到厨房，点亮油灯，只见贾俊德靠在墙壁上，手中紧握着驳壳枪，双眼警惕地盯着窗外。他的右腿血肉模糊，鲜血还在流淌，他不顾自己的伤痛，防备土匪再次袭击。王常泰急忙给他作了包扎，并向他询问了土匪劫狱的情况。
原来，土匪攻入孚远城后，贾俊德听到枪声和监狱中砸铁铐的声音，意识到这是土匪要劫狱，于是他提着驳壳枪冲出门去，刚准备举枪射击，躲在暗处掩护的土匪向他射来一梭子子弹，把他的右腿打断了。贾俊德立刻卧倒还击，终因无法行走，眼睁睁地看着土匪劫走了罪犯。他和秦生友寡不敌众，守在门口向土匪射击，因扼守的位置形成了一个死角，并没有杀死土匪。
王常泰有要事在身，不能照料贾俊德，就叫秦生友留下来照顾他。这时，郭副专员从另一个房间出来了，和他们汇合在一起。原来，贾俊德和郭副专员虽在一个院内住着，却同时遭到了土匪的袭击，被打散了，他们并不知道对方在那个屋里。王常泰向贾俊德和郭副专员叮嘱：“你们暂时不要出房门，以防意外。”一切安排妥当，王常泰带着警卫员，提着枪出了大院，去追击土匪。
这帮匪徒并不恋战。他们打开监狱放出在押的犯人王进才、判军排长，还有一些恶贯满盈，与人民为敌的地痞流氓、一贯道、青红帮犯罪分子。随即便开始进行抢劫。那些罪犯出来后立即加入叛乱行列。他们打开库房，将库存的枪枝、弹药、衣物洗劫一空。虎占林带领一部分人，冲进公安局，抢夺了马匹、枪弹及现钞。
这两股土匪在县政府门口汇合，像一股狂风向东掠去，所到之处抢劫财物，弄得鸡飞狗跳，百姓不得安宁。土匪把临街百姓的财物洗劫一空，在暗夜横冲直撞，吓得百姓躲在家中不敢露面。阎相付、王双全砸开了合作社的窗子，抢走了大量商品。顾生义、尕杨两人在丁家门口用被套装东西，其余匪徒顺手掠夺了老百姓的马匹、鞍具、衣物。这场浩劫大约持续了两小时，众匪们边打枪边呐喊边撤退，匆匆退出南门向南山逃遁。
据事后不完全统计，这次县政府和人民共损失各种枪7支，马26匹、鞍具11副、子弹6箱子，现金元，还有被服、食品、布匹、砖茶、毛毡、马蹄表等物不计其数。
王常泰带着警卫员来到南门一看，攻城的土匪和逃跑的犯人已经向南山逃去，只能听到隐隐的马蹄声，渐去渐远。他们又赶到公安局查看，见公安局大院空无一人，枪枝弹药被洗劫一空。看到这个情况，王常泰心里很是焦急，急忙赶回政府大院给迪化地委通电话。不料电话线已被土匪剪断了，无法接通。此时，已是后半夜了。到了凌晨，王常泰带了两名战士，背着电话机来到奇台通迪化的公路上，接通电话线，王常泰向地委报告了昨夜土匪进攻孚远城的详细情况。
当时，迪化地委书记，是由十七师师长程悦长兼任的，他接到报告后，亲自率领一个加强营，乘坐着十几辆“大道吉”赶到孚远城。他不顾长途跋涉，一路疲劳，听完汇报就亲临发生过战斗的地方察看。土匪已向南山逃窜，一营兵虽然兵力充足，战斗力强，却无用武之地。程师长决定留一个连在孚远驻守，随时歼灭来犯之敌。让留守部队配合县人民政府，做好清剿残匪工作，以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及财产安全。程师长带着其余部队返回迪化。贺部长、郭副专员和负了伤的贾俊德等也随部队去迪化。贾俊德和一部医院进行治疗。
程师长离开孚远后，县人民政府召开了约有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向群众说明了土匪攻城的情况，要求人们提高警惕，组建自己的地方武装，保护自己的家园。不久，社会秩序恢复，县政府把部队和地方武装力量联合起来，在剿匪平叛中统一指挥。在南山一带清剿土匪，利用南山当地猎户和老百姓，跟踪寻迹，摸清土匪的老巢和隐藏窝点，一举歼灭这股与人民为敌，残害人民的反动武装。
这股叛匪仓皇逃离县城后，直奔南山。分别在新地、渭户沟、泉子街等地藏匿，继续鼓动红帮人员入伙，裹胁部分不明真相的人参加，一时达到了二百余人。
土匪不断扩充自己的力量，占山头，自立为王。他们流窜在白杨河、唐坊门、七户一带，与奇台的高天才、李正平、潘生旺匪众汇合、整编在一起，自称“人民革命新骑五军。”马占林为总指挥，安歧峰为参谋长，冶生林为团长、谭贵为供给主任。4月1日，叛匪攻打奇台县城，被解放军击溃，残部余匪东逃至哈密，与尧乐博斯会合，继续与人民为敌。
剿匪部队穷追猛打，在重重包围下，石秉章在大石头被击毙，余匪除战死外，全部在天生圈落网。安岐峰在奇台伏法，谭贵、傅凤歧在孚远县被执行枪决。
年12月中旬，孚远县召开了第二次各族各界代表会议。这次代表会总结了摧毁保甲制度、建立基层政权的经验，同时还对实行合理负担、解决债务纠纷等工作进行了部署。为了加强党的领导，经上级批准，中共孚远县工作委员会，正式改为县委会，同时，宣布了五个农业区委会的成立。任命赵子明为一区区委书记；张仁海为二区区委书记；黄宗禹为三区区委书记；晃吉山为四区区委书记，李树鑫为五区区委书记。
中国共产党在孚远县的区委组织建立，标志着孚远县有了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党的领导也在全县各族干群中确立。原工作队干部和新参加工作的青年积极性空前高涨，大家深入农村，不辞劳苦地宣传群众，开展工作。正在这时，县城突然传出起义部队要叛乱的消息，一时间刚安定下来的民心又浮动起来。
原来，驻三台的起义部队——原骑七师的一个团，奉命移防县城。他们和驻在县城东关的一连起义部队，将同时接受改编。军区派出的政委于洪杰、队长关孟征二位首长负责整编人员，已经到达整编部队。在他们进行工作的时候，驻东关的那个连，受少数持反对起义态度，不接受改编的坏分子蛊惑、煽动，拒绝接受改编。为首的挑拨离间者，还密谋杀害解放军干部和建政工作队干部，并抢劫了一些物资逃往南山。正当这些自绝于人民的顽固分子准备叛乱时，驻团部的解放军代表，得到这个连要叛逃的情报，并掌握了他们的阴谋和叛乱计划，作好了应变的充分准备。他派人把王常泰请到团部，通报了情况。于洪杰、关孟征二位干部，要王常泰指挥地方武装，协助他们粉碎叛变阴谋。于是，王常泰立即向公安局的民警队作了布置，并电话通知下到各区乡的工作队员，要他们火速返回县城。当天晚上，部队干部、建政工作队干部，组织了武装联防，严密巡逻警戒并封锁消息。到了午夜，调动的部队包围了那个企图叛乱的连。这时，地方武装配合部队，向被陷入包围的那个连官兵，进行政策攻心，向他们喊话。士兵们纷纷觉醒，表示愿意站到党和人民一边，接受改编。解放军部队和地方武装一枪未发，就解决了起义部队中少数人拒绝改编，企图叛乱的问题。部队首长命令改编部队排长以上人员交出武器，对改编部队内部进行了整改。经过查询逮捕了其中策划叛乱的首要分子，使这场危及孚远县人民安危的叛乱，被彻底瓦解和得到了平息。
五
1年月底，孚远县召开了第三次各界代表参加的人民大会，会议历时几天，结束到4月初了。这次会议通过正式选举产生了民选县长。老红军战士、长期从事地方工作的卜应春当选为孚远县人民政府第一任县长，起义人员、哈萨克族民主人士吉合义当选为副县长。在这次会议上，通过了第六区成立，由买合满为第一任区长。从此，这个以哈萨克族为主的少数民族游牧区，也有了人民政权，自己当家做主，牧区的各项工作也得以顺利开展。
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孚远人民借助此次会议的强劲东风，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同时，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减租反霸斗争。翌年冬，以彻底消灭封建剥削制度为内容的土地改革，也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反封建主义民主革命的进军号，在孚远吹响了。那时，王常泰作为孚远县党的负责人，在鼓舞人心的进军号声中，义无反顾地率领着全县人民群众向前冲去。
贾俊德伤愈回县后，极为神秘地对王常泰说：“你该成个家了。我前段时间下乡遇到了一个女人，她男人得病死了，有一个女儿刚岁，母女两人过日子，生活非常艰难。嫂子离开你有二、三年了吧？现在安定下来了，就再组建个家庭吧，有个女人也好照顾你。”
王常泰也想成个家。他的儿子该上小学了，寄养在老家大伯家，父子两个相距几千里，他对儿子的事一点儿都不知道，甚是挂念。经贾俊德一提醒，他才认真的思考起再次组建家庭这个问题。
王常泰的妻子在他进疆前得病去逝了。这两年忙于工作根本就没有时间考虑这个问题，直到孩子该上学了，他才想到应该组建一个家庭，让孩子到自己身边来生活。
贾俊德给他介绍的女人是泉子街的，人长的端庄秀气，而且贤惠、朴实能干，经贾俊德从中引见，王常泰对这个乡下女人很满意。
女人叫韩士英，她的男人当小伙子时患有肺结核病，久治不见好。男人的父亲讲迷信，求助神婆子给儿子治病。神婆子说：给你儿子娶个媳妇冲冲喜，病就会不治而愈的。当时韩士英并不知道那个人有病，韩家人架不住媒婆的三寸不烂之舌，答应了这门亲事，就把闺女嫁了出去。婚后，韩士英生下一女，男人也因病情恶化去世。韩士英和女儿相依为命，为男人守了三年孝，恰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她遇到了贾俊德，三言两语交谈后，贾俊德便多了个心眼，把韩士英的情况打听的一清二楚。
贾俊德直接了当的向韩士英介绍了王常泰，起初，韩士英坚决不同意。她觉得自己是个乡下女人，又结过婚，还带着孩子，怎么能高攀起人家县上最大的官。这样的事，她连作梦都不敢想啊！可她经不住贾俊德再三劝说，勉强答应和王常泰见一面，她并不抱什么希望，只想早早罢脱贾俊德的纠缠。谁想一见面，王常泰对韩士英很满意，两人的婚事就定下来了。
贾俊德张罗着要办几桌酒席，好好庆祝一下，却遭到了王常泰的强烈反对。
王常泰坚持一切从简。两人领了结婚证，请县上工作的同事吃了个饭，喝了一次酒，就算是结婚了。他和韩士英没有添置新衣服，只给女儿做了一身新衣服，一个人之家就建成了。
王常泰和韩士英两人的婚姻和家庭都不幸，两人同病相怜，婚后两人很恩爱，感情很深。韩士英对丈夫关怀备至，特别支持丈夫的工作，独自支撑起一个家，任劳任怨，毫无怨言。
王常泰对韩士英的女儿视为亲生闺女，对她很关爱，管教也很严格。女儿快上学了，韩士英对丈夫说：“把丫头的姓改了吧，让她随你姓。”
王常泰说：“好啊，她是我们的宝贝女儿，应该跟我姓。你让贾俊德老婆给起个名字吧，她是老师，学问高。”
贾俊德的妻子叫申佩芝，是上海人，小学教师。晚上，贾俊德夫妇到王常泰家中窜门，韩士英便让申佩芝给女儿起个名字。
申佩芝说:“好！现在最需要和平，就叫坚平吧。”
王坚平，意思是要坚持和平。很有寓意的名字。
王常泰工作一直很忙，经常下乡，十天半月不回家。跟前步行去，远处骑马，他的足迹踏遍了全县的山山水水。全县就几十个干部，要分管几十个部门，能腾开身子下乡的干部廖廖无几。王常泰做为县委书记，即要抓经济建设，还要抓农业生产，他每天都奔波在工农业第一线。有时，县委开会或者地委来人检查工作，他才能匆匆回一次家。有时去省市开会，都是晚上从农村回来，准备衣物，第二天又走了。
王常泰家里添了两口人，经济马上发生了危机。韩士英是农村苦惯的人，闲着浑身难受，就让丈夫给自己找份工作，即可充实自己，又可增加一份收入，贴补家用。正好县委许多单位都缺人手，韩士英便到县妇联工作。
2年，韩士英生下了一个女儿，是她和王常泰的第一个孩子。她出了月子便去上班，让娘家妈过来照顾孙子，到孩子断奶后，孩子就寄养在了奶奶家。不幸的是小女孩得了急病，山区医疗条件差，还没等到送县城治疗，孩子已经断气了。
奶奶哭的昏天黑地，不知如何给女儿女婿交待。王常泰夫妇知道后，也是痛心疾首，谴责自己没有尽到做父母的责任。过后两年，他们又生了一个男孩。由于王常泰忙于工作，韩士英身体有病、还要上班，又将孩子寄养在亲戚家，结果因病情治疗不及时，小男孩不到两岁也没救下。两个孩子都在两岁前去世，没有养大成人，这成了王常泰和韩士英两人终生的痛。特别是韩士英，后悔自己为什么当初不辞掉工作，在家照顾孩子。也对王常泰常年在外工作，不关心家里心里充满了怨气。但看到丈夫整天忙碌，没有一刻闲着，她被丈夫那种舍小家为大家的精神所感动。再者，两个孩子夭折，能怪丈夫吗？他是公家的人，是党的干部，每天都有那么多事情要干，哪有时间管家？要怪，只能怪自己啊！这样一想，她也就想通了。
韩士英患有腰椎结核病，医院作手术，王常泰只在手术后的二、三天陪护妻子。韩士英能下地行走了，王常泰就赶回县城工作。
韩士英独自一人住院，无人陪护，王常泰去省城开会，顺便看望一下她。面对病床上的妻子，王常泰常常无言以对，他不是不关心、不爱护自己的妻子，而是确实抽不出时间。他们两人感情很好，从没红过脸、吵过架，在工作中互相支持，在生活上妻子对丈夫体贴入微、关心备至。
王常泰时常开会，衣服虽然破旧，总被勤快的妻子洗得干干净净的。家里粮食短缺，多以土豆充饥。韩士英做饭时会以仅有的食材粗粮细作。她知道丈夫喜欢吃辣椒，每顿饭都有一小碟凉拌辣子。
王常泰和韩士英一直保持着普通劳动者本色，和老百姓打成一片，而且，他们两人都热情好客。那时候，县城食堂少，远处乡镇干部和老乡来县城开会或找他解决问题，遇到饭点，只要韩士英在家，王常泰都会叫他们来自己家里吃饭。
韩士英并不反感丈夫这样做，虽然家里条件不好，但她还是尽最大能力让来客吃好、吃饱，远处回不去的，就留在家里住。她清楚：自己的男人常年在外，吃住在乡亲们家里，他虽然是在为公家办事，却打扰了不少乡亲们。他欠老百姓的，虽然他也给乡亲们钱和粮票，但他的那点钱和粮票哪里能够呢？为了一家人能吃上饱饭，她找了一份工作，自己的钱刚够家里开销。因夫妇二人都热情好客，家里就有许多客人，人来人往，络绎不绝。
一次，邻居小白说：“王书记，你家都成招待所了，天天三五成群来你家吃住，你们粮食够吗？”
王常泰说：“这些都是我下乡待过的村里人，来县上办事，顺便来看我们，我心里高兴呀。”
小白在政府工作，都在政府家属院住着。小白看书记家来客不断，很是为书记担心。他说：“王书记，你可以申请一些补助的。”
王常泰说：“没有这个政策。再说，我也不能搞特殊，占国家的便宜。”
小白说：“政策是人定的。可以开会讨论决定。书记的这种情况，大家都看在眼里，只要你说话，大家会通过的。”
王常泰说：“这事绝对不行。生活方面的事，我会自己解决的。”
小白再没有提及此事，只是把自己省下的粮票悄悄给了韩士英。
当时的口粮都定量，粮食肯定不够吃，这可难住了做饭的人。韩士英想方设法调节伙食，粗粮细吃，做酱面拉条子。许多次，家里已经缺粮了，就吃玉米面和土豆。
有次，王坚平的姨姨余兰芳来看韩士英，一看韩士英煮着土豆吃，就给她们家送了一些白面和一瓶油。
王常泰虽然是县上的一把手。但他生活淳朴、没有官架子、平易近人，他经常在老城集市、街道转转，体察市场情况和民情。认识他的人都会热情地和他打招呼，不认识的人从衣着上看，根本看不出他是县委书记，都以为是当地农民呢！
王常泰经常到各乡镇检查工作，远的乡镇三、四十公里、都是骑马翻山越岭才能到达，每到一地和当地百姓嘘寒问暖话家常、就像一家人一样，为群众排扰解难。由于长时间骑马，有时屁股都磨出了血泡，回家从来不告诉妻子和家人，自己偷偷的把血泡挑烂，贴上一点卫生纸。一次，韩士英洗衣服时才发现丈夫内裤上的血，眼泪“吧哒吧哒”直往洗衣盆里掉。她责备自己对丈夫关心太少了，丈夫有万般的难、一肚子苦水在悄悄的自己在吞咽啊！他每天骑着马跑几十公里路，该是多么辛苦啊！
王常泰生活俭朴，从来没有过高要求，只要吃饱、穿暖就可以了。午饭吃一盘拉条子就满足了，穿着上更不讲究。
一次，中央领导来州上视察，要接见老干部，州上通知让王常泰参加。这时，韩士英发现丈夫平时穿的鞋已破了一个洞，于是，赶紧上街给丈夫买了一双新鞋让他换上。王常泰对媳妇说：“这双鞋先放下，我下乡的时候穿。”
韩士英责怪他说：“你呀，看看，你现在还有个县委书记的样子吗？”
县委书记究竟是什么样子的？王常泰不知道。韩士英也不知道。她嘴上答应了丈夫，等丈夫一离开家，她就把丈夫的那双开了洞的鞋，扔到垃圾桶了。
韩士英想：也许，县委书记就是这个样子的吧？要不，她和他怎么想不出来，一个县委书记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她从电影中看到：外国那些当大官的都坐着小车，穿着西装，走站前呼后拥，吃着山珍海味。看现在县委的这一班子领导，都是这样朴素，不顾家庭，一心为公，中国的官可能就是这样的，没有外国的那些官会享受。
王常泰不是这次去见中央领导，还真扔不掉那双鞋。回家后，他去下乡，果真要找那双鞋，韩士英说：“早扔了。”
王常泰没有说什么，只是惋惜地叹了一口气。有段时间，县上要求干部都要参加农村劳动，每个干部发一本劳动手册，在那个村劳动，由当地记分员记工分。王常泰以身作则，带头参加劳动，并按时将劳动手册交给记工员核实，把工分记上。
有次回家，王常泰对韩士英说：“看看这双鞋，都糊脏了。干活穿还真有些舍不得，要是你不扔了那双鞋该多好啊！”
韩士英说：“你怎么又提那事？我后悔没有留下它，把它送到博物馆，让你的儿女看看当年的父亲多伟大。”
王常泰听出来了，自己女人的话酸酸的，带着一股讽刺。他也感觉到自己的格局有点小了，不应该为一双破了的旧鞋让媳妇闹心。
王常泰亲自率领县委工作组到农村蹲点，先在那里进行农业科技试点，接着又进行了土地改革试点。在党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中，工作组成员发现在农民中涌现出大批热爱共产党，紧跟共产党走的积极分子。驻村干部有意识地对他们进行了党课教育，以提高群众的觉悟。在运动后期，吸收其中斗争坚决，阶级立场坚定，符合党员条件的人加入共产党，并首先在五个农区的各乡，建立了党的核心堡垒——党支部。从而，使共产党的各阶层组织建设在孚远县扎下了根。
王常泰领导全县人民，克服重重困难，开展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使全县社会安宁，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
六
8年的“大跃进”以及随之而来的“反右倾”、“民主革命补课”等一系列政治运动，使党内生活一度出现不正常的现象。加之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使全县处于经济失调，人民生活极为困难的处境。为了扭转这种局面，以王常泰为首的中共吉木萨尔县委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中央关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认真纠正了“一平二调”、“刮共产风”的偏差。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了解人民疾苦，制定出有力措施，使全县农村经济逐渐好转、政局稳定、各族人民团结安定。
王坚平是家里的宝贝，可父亲忙于工作，对她关心不够，有时候还很严厉的。那时候家里做饭要烧柴禾，每家都去外边捡树枝秸秆。
有一次，县委盖房子上梁，从木头上刮下许多树皮，烧火做饭特别耐用。邻居家让小孩子都去捡，王坚平也捡了一小筐，高兴的拿回家让母亲做饭用。
王常泰下班回家看见了，狠狠地说：“为什么去捡公家的东西？”
王坚平胆怯地说：“好多小朋友都去捡了，我也随她们去捡了。”
王常泰说：“从哪里拿的原送到哪里去。”
王坚平委屈的说：“修房子的叔叔说不要了。”
王常泰说：“虽然不要了，但公家有食堂，也要生火做饭。你拿回家了，公家的食堂用什么啊？”
王坚平听父亲这么一说，倒真感到自己犯了错误，低垂着头，泪花扑闪扑闪的。
韩士英心疼的望着女儿，对丈夫说：“既然捡回家了，就留下自己用吧。又不是什么值钱东西，谁用不一样啊？”
王常泰说：“能一样吗？从小不能惯孩子这种毛病，公家的一草一木都不准拿，特别是我们领导干部的子女，更要严格要求自己。”
韩士英说：“好吧，我把这些树皮送回去。”
王常泰说：“让坚平自己去送，让她记住一点教训。”
韩士英气呼呼的说：“老王，至于吗？她还是个孩子啊！”
王坚平看父母为这事拌起了嘴，噘着小嘴把那筐柴禾送回去了。
1年秋，县委调来了几位干部，住房一下紧张起来，新来的干部没房子住。县委赵管理员为房子分配问题为难。当时，有一个姓杜的干部准备调走，老杜家离王常泰家很近，他们一家四口人都患了肝病，脸色腊黄，精神不振。韩士英做好饭，王常泰让女儿给他家送去。
老杜一家人非常感激，感叹地逢人便说：我得的这病，别人怕传染。躲都来不及，王书记家还做饭给我们吃。不久，老杜调走了，他的房子空了下来。但由于他一家得的是肝炎，房子谁都不愿意住。
赵管理员很为难，王常泰知道了，说：“没有人敢住，我住。”
王常泰一家就搬到那间房子去了。搬家前，赵管理员安排人把老杜住的房子粉刷了一下，就算消毒了，腾出来的房子解决了另一家的住房问题。
6年2一8月，以“四清”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全县展开，这是本县建党建政以来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一次政治运动。这次运动在极左路线的指导下，有相当一部分干部受到了不应有的打击。在干部组织处理问题上，王常泰采取极为慎重的态度，保护了一批干部。他宁可自己背负罪名，也不让那些为党的解放事业出生入死的革命者受到伤害。
接着，随即而来的运动一场接着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浩劫，全县的党组织、政府机关、领导干部无一幸免。党政机关瘫痪，生产停止，社会秩序被破坏。王常泰本人也没能逃脱厄运，他经常被红卫兵拉出去到各乡镇游斗，脖子上挂着十几公斤的门板，受尽了折磨和摧残。但他始终用一个共产党员的精神境界对待周围发生的一切，坚持真理，为争取全县的工农业生产正常运转，尽到了最大的责任。
9年春天，是王常泰家庭最困难的时期。王常泰受迫害被关入牛棚，工资停发，每月只给他们全家五口人75元的生活费（其中有两个家孙，一个六岁，一个八岁，为减轻儿子的负担，将两个孙子接到新疆，由爷爷奶奶抚养），正在这时，王坚平和县委档案局干部王立春的女儿王文贤一起，被分配到吉木萨尔县东风公社红卫一队接受再教育。在接受再教育的五年时间里她们俩住在一起，自己做饭吃。王坚平每天都和社员一起下地劳动。城里下来的学生，那里干过农活呀？开始很不适应，也不会干，出的力气大，可是不出活，每天累的腰酸背疼，但也只有咬牙坚持，边干边学，慢慢地就习惯了。她们白天干活，晚饭后就在社员大会上评工分，凭工分吃饭，凭工分队上给她们粮食。
年春天，由社员和小队干部推荐，王坚平参加了吉木萨尔县的招生考试，在这里招生的是陕西师大的老师。王坚平在考试时，他在旁边看王坚平答试卷。他问其他监考老师关于王坚平的情况，监考老师向他介绍说：王坚平是县委书记王常泰的女儿。招生老师说：我看她文才很好，资质不错，想把这个考生招走。
监考老师说：王常泰还没解放，不能放她走。
王坚平得知原因后，对此很有意见，顿感万念俱灰，对人生、前途感到失望和迷茫。她想不通：父亲为革命奉献一生，把毕生精力都献给了祖国的建设事业，为什么还要受此迫害？而且，父亲所承受的人身迫害和攻击，为什么还要牵连到他的家人？她一气之下，就搭乘县委副书记韩德祥往昌吉搬家的车，到昌吉州文教局姓杨的局长那里上访申诉。她强调的理由是：我父亲虽未评反解放，但这并不应该影响我考学。现在都是公开招生，凭本事和能力上学。我如果没有被招生办看上和录取，我无话可说。可是，招生的人既然要录取我，凭什么不让我去？凭什么？
最终，王坚平还是没有上成陕西师大。但后来，王坚平却意外的接到了铁路局师专的录取通知书，她高中毕业又上了一次中专，重温了在高中时学过的课程。
王常泰于4年月恢复党内一切职务，奉令调任中共昌吉县委任书记。
5年秋，王坚平毕业被分配到乌鲁木齐铁路小学教书。
7年，王常泰任昌吉回族自治州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又在二六工公社蹲点一年，平时不能回家。当时，家中无自来水，吃水要自己从井里打水吃，韩士英因腰病无法独立生活，鉴于家里这种情况，组织上把王坚平调回了昌吉，便于照顾父母。
王常泰参加革命几十年、先后担任吉木萨尔县委书记，昌吉县委书记，昌吉州革委会副主任，昌吉州政协主席。他为官清廉、一身正气、两袖清风，除了自己的工资收入外，不贪不占公家的任何东西，真正做到了拒腐蚀而不沾、不但不贪不占公家的，甚至连转业费都没有领，在吉木萨尔工作期间出差费也没有领过。他唯一的财产就是一套住房，是他留给唯一的一个儿女一一王坚平的。
在女儿王坚平的心目中：父亲不仅自己一生忠于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初心不改。而且对家庭成员、对子女要求很严。总是要求子女努力工作，爱岗敬业，不要总是计较个人得失。
王坚平清楚的记得：前些年国家调工资，父亲那时工资很低，而且，许多人都需要调。每次只能调10%的名额，每个人都调是不可能的，因父亲工作年限长，级别高，具备一切调工资的条件。但，父亲却把那次调工资的名额让给了下属。
王坚平对父亲的做法非常不满。但父亲教育女儿说：“不要计较个人得失，只想了工资。怎么不想想做好自己的工作，和别人比贡献。你们这些年轻娃娃，现在生活多么好啊！人要知足。”
在父亲的言谈身教影响下，王坚平在自己的岗位上积极为党工作，做出了突出贡献，没有给父亲丢人。她还多次在单位被评为先进工作者，获得州优秀公务员和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王坚平总结父亲这一生：坚持真理，无私无畏，高风亮节，一身正气。是一位德高望众的老退役军人、老共产党员，他给女儿留下了无数宝贵的精神财富，女儿要沿着老父亲的光辉道路、继续发扬红军的优良传统，把它传承下去。只有这样，才能不辜负他老人家对后辈的谆谆教导。
王常泰于8年政协换届时离休，在60余年的革命生涯中，他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把毕生精力献给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他在思想上、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衷心拥护党的领导，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大是大非面前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坚持真理，无私无畏，一身正气。他光明磊落，团结同志，心系群众，待人诚恳，严于律己，艰苦朴素，自觉遵守党内生活原则，始终保持了共产党人的本色。他有高度的革命事业心和政治责任感，作风深入，务实求真，对工作极端负责任。他从岗位上退下来后，仍然关心党的建设和国家的繁荣富强，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充满信心，表现出一个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对党、对人民的一片赤诚。
王常泰戎马一生、长期超负荷工作，就象砣螺一样不停地转动。加上文革期间遭到残酷迫害，遭到非人摧惨，使他在战争年代本已受过伤的身体健康状况每况愈下、迅速下滑。加之被送进牛棚长达几年时间高强度劳动、他的身体状况更加恶化。直至4年平反、重新走上工作岗位，王常泰已患严重的肾脏病及肺气肿、心脏病等。他一边坚持工作、一边和疾病作顽强地斗争，肺脏漏气充水造成肺气肿无法呼吸时，医院从胸腔往外抽水。针头从背部插入，抽出的水混沌不清、带有血丝，每次都要抽几大针管子水，后来，竟一次抽了十几针管。他并没有把自己的病情告诉别人，坚持正常上班。到后来肺病、肾病并发，日益严重，经常尿血。不得已，只好做了肿瘤切除手术。肾脏的肿瘤切除后竟有两公斤多重，肾脏大部分变成了灰白色的豆腐渣。医生都惊奇地说：不知王老能忍受这么巨大的痛苦。肾脏经病理检验得出结论已经癌变晚期。
王常泰并没有惊慌、仍保持着革命乐观态度和疾病作着顽强的斗争。肾切除不久癌细胞又转移到膀胱、小便近乎尿血，每隔一两个星期都要到医学院去做电烫，从尿道插入导线将新生长出来的癌肿病块切除。像割韭菜一样，割了一茬又一茬。王常泰忍着撕心裂肺的痛疼、虽然浑身大汗淋漓，可他从不吭一声。
王坚平说：“爸，你痛了，你就叫一声嘛。”
王常泰咬牙坚持着，脸上的表情充满了痛苦，看着让人心疼。他不说话，也不回答女儿，只是两眼盯着窗外，望着高远的天空。
王坚平背转身子，擦试着涌出的泪水。
医护人员无不敬佩。医生对王坚平说：“你父亲的生命也就几个月的时间了。他的病情到了这种程度也太受罪了，医院建议：保守治疗吧。
王常泰早就知道自己的病情，也不愿意再做手术了。
后来，韩士英和女儿多方打听，找到了一个老中医使用的中医偏方，进行药物治疗。一边使用中医的偏方，一边使用民间配方：用沙糖淹制蚯蚓进行服用。刚好自家门口花园里有好多蚯蚓，王坚平就天天找蚯蚓，挖出来为父亲治疗。谁想，不知是偏方使用的药物起了作用，还是王常泰顽强的毅力起了作用，奇迹出现了。经过近一年的治疗、王常泰膀胱经检查光滑如初、再也无血尿。这样，王常泰又愉快的享受了五年幸福的晚年生活。到年，癌细胞再次转移，王常泰又一次住院，终因无法医治，于年6月22日离开了他热爱的党和伟大的祖国，以革命的乐观主义以及大无畏精神和病魔作斗争，至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王常泰去世后，州党委举行了隆重的送别仪式。自治区党委，组织部、昌吉州党委四套班子及昌吉市四套班子及各级领导送来花圈，发电发唁或亲临现场送别这位革命一生，为人民服务一生的老红军，老战士，老同志。
根据王常泰、鲁鄂回忆文章改编。
致谢原文整理者：王因、石磊。
致谢王常泰女儿王坚平提供素材。
作者简介
吴金泉，笔名:驰骋，自由撰稿人。湖南毛泽东文学院第五期新疆作家班学员。著有短篇小说集《水的童话》，中短篇小说集《五枚金戒指》《故土》《旋转的花裙子》《古道啸声》。系吉木萨尔县文联理事、副秘书长，县作协副主席，《回族文学》签约作家，新疆作家协会会员。
